近几年来，在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下，相似的回复数不胜数。“过来人”向后来者发出正告。
师资博士后，开端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遴选优异师资而特别建立的，它的遴选规范和待遇都高于一般博士后。
施行4年后，浙江大学取消了师资博士后准则，但是现在施行这一准则的高校越来越多。
近日，有学者在博客宣布文章称，有些高校的师资博士后开端变味儿。
在师资博士后准则诞生14年后，它引起的争议跟走进这一准则的人数相同节节攀升。
“土博士”的最后一关
梁骏短短几个字的回复，也是对自己3年师资博士后生计的概括。
2014年，梁骏在中科院某研讨所博士结业。在他拿到几个offer之后，忽然收到家园省会城市某高校的面试告诉。梁骏喜不自胜，他很想回家园的高校作业，可是一向没有合适的时机。
第一轮面试后，校方对他很满足，赞同聘他当讲师。两轮面试完毕后，梁骏感觉这份作业现已十拿九稳，就回绝了其他的offer，一心预备回家园。
就在签约前，负责招聘的教师奉告他：年青教师有必要要有博士后阅历。校方情绪很清晰：假如不做师资博士后，就不能签约。校园承诺，等他师资博士后出站后就能够直接聘为讲师，不设任何门槛。
梁骏入职之后，院长找他谈话。这一次，条件又变了：梁骏有必要拿到一个国家天然科学基金，并要宣布一篇SCI论文。
梁骏发现，院长提的几条要求，是该校聘任副教授的规范。
梁骏感觉自己进退两难——这时分他现已入职一个月了，手头没有其他备选的offer，找作业的时刻也过了。
简直与此同时，跟他同年应聘该校讲师的博士结业生吴婧也有相似的遭受。
吴婧回想，校园先是承诺聘任她为讲师，后来改口要求她先做师资博士后、等出站后自动转为讲师。等她再接到教育秘书的电话时，查核条件变成了拿到两个省部级课题。她与校园签约时，条件又变成拿到国家级课题，或是在指定的种本学术刊物上宣布论文。校园指定的这种本刊物都是国内社会科学范畴顶尖的杂志，有的还跟吴婧的研讨范畴不沾边。
尽管吴婧觉得自己作为刚结业的博士很难到达这些条件，她仍是赞同与该校签约——她期望在博士结业之后继续做研讨，但手头其他的offer只能给她非科研岗位。
梁骏和吴婧找作业的时分发现，海归博士往往能够直接拿到教职，而像他们这种国内高校结业的“土博士”就要面对师资博士后这一关。
“将博士后的培育跟师资选用结合”
让梁骏和吴婧无比纠结的师资博士后准则，开端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处理新进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而建立的。
2005年4月，浙江大学首先推出师资博士后准则。时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刘继荣曾在《师资博士后准则的探究与实践 》一文中提出，“新补充的青年教师……教育和科研的实践经验和立异才干还显不足”，别的，“尽管校园对新进人员施行了人事代理合同制办理方法，可是‘能进不能出’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流通机制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
刘继荣现在担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处长，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想，其时想由此让博士后提前进入到教师的预备队，也想通过延伸调查期，将博士后的培育跟师资选用结合在一同。
那时，师资博士后比一般博士后的入选门槛更高，比方除了学术才干之外，还会调查言语表达才干，以便为未来执教做预备。师资博士后除了科研作业之外，也要承担一些教育任务。与高门槛相对应，师资博士后的待遇也高于一般博士后。
这一准则施行的第二年夏天，新校长就任。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新校长调研了浙江大学的人事部队，发现“本地化现象严重”。
“近亲繁殖”一向是国内高校的痼疾，而浙江大学在施行师资博士后准则后，仍然未能改动这一趋势——不乏有导师让自己的博士生结业后继续留下做师资博士后，进而留校任教。新校长要求控制本校结业生留校的份额，进步来自海外高校和国内其他名校的人才份额。
2008年年末，浙江大学最后一名师资博士后进站，这一准则终止。
刘继荣从本校的博士后办理部门了解到，2005年4月到2008年12月这3年多，共遴选了300多名师资博士后，72%的师资博士后出站后成为浙江大学的正式教师。
这一准则诞生之初，国内跟进的校园并不多。时任中国地质大学助理研讨员李明在《关于高校施行师资博士后准则的问题与考虑》一文中写道，由于人们往往期望直接成为校园的正式员工，不愿意承受两年博士后作业的查核，因此会挑选不施行师资博士后准则的校园，这也是部分高校不推广这项新准则的顾忌地点。
但在浙江大学终止这一准则之后，师资博士后准则在国内其他高校方兴未已。时任浙江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讨所副研讨员许士荣在《我国高校师资博士后方针的十年回忆与展望》一文指出，在2010年，随着高校内部办理体制变革的深化和很多高校人才强校战略的施行，面对现有人事办理相对关闭、单一的弊端，博士后方针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优势获得广泛认可，施行师资博士后方针的高校逐步增多。
在小木虫论坛上，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也逐步添加。人们关于这种新准则仍是水中望月，人言人殊。有的以为这是给本校结业留校的“土博士”一个台阶下，有的以为还不错。
在梁骏和吴婧进站的2014年，据许士荣统计，截至当年4月底，全国共有37所高校施行师资博士后准则，绝大多数为985、211高校。
梁骏的窘境
梁骏进站后不久，就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依照规则，每名博士后都有一位协作导师。梁骏称，他的协作导师对他简直漠不关心，既没有给他供给学术资源，也不让他加入自己的研讨团队，甚至清晰奉告他：咱们各做各的。
这名理科博士称，自己的悉数研讨东西，便是一台作业电脑。
梁骏的窘境折射出一些师资博士后们面对的问题——这些学术新人在作业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高度仰赖于协作导师的帮助。
有位受访者指出，在做师资博士后期间，比读博期间更为依赖协作导师，甚至或许构成人身依附关系。无论是供给试验条件和试验资金，仍是评人才称谓，抑或是拿基金、拿项目，“假如他有足够的人脉，就能帮你很轻松地搞定这些作业。假如你的协作导师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或者是他不想为你去争取一些资源，那你就做得十分困难”。
一方面是情绪冷淡的协作导师，另一方面又是出科研效果的压力，梁骏只能从不算丰厚的薪酬里挤出研讨经费。他回想，其时就连去外地开学术会议都要自己出钱。
没有科研条件，天然也很难宣布论文。梁骏进站3年，只宣布了一篇SCI论文。而校园要求的国家天然科学基金，梁骏连续两年都没能请求到。第二次落选后，梁骏慌了。他自知留任的期望迷茫，所以赶紧寻觅作业时机。
博士后第三年，到了发薪酬的日子，梁骏没有收到钱。他被奉告，国家只给博士后发24个月的薪酬，至于他在这之后怎么生活，学院不论。而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梁骏的女儿出生了。
此刻梁骏的燃眉之急不再是做科研，而是想方设法赚钱养家。博士后最后一年，梁骏靠给本科时的教师做项目零零散散地赚了些钱。他算了算，一共不到6万元。
刚从北京回到这座家园省会城市时，梁骏很兴奋。他不时跟本科同学一同吃饭、出来玩。但随着时刻推移，他越来越不愿跟往日的同学见面。
“眼看当年效果不如自己的同学，有的成了副教授，有的当了公司老总”。而当年大学结业时，梁骏因效果优异才被保送到外校读研。
“上学作业那么多年，那是最困窘的3年。”那段时刻，面对查核压力和极大的不确定性，梁骏感觉自己处在抑郁的边缘。
梁骏不是个例，很多师资博士后面对量化的查核目标：在两三年里，拿到什么档次的基金、宣布什么水平的论文。
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说，自己地点的校园要求师资博士后在4年内宣布5篇SCI论文，还要拿到1个省部级以上课题。虽有“师资”之名，该校的师资博士后却不需求承担任何教育任务。
至于论文的质量，杨鸣颇有微词：“(那些论文)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理论上没打破，在实际上也不能结合应用，便是在跟热门。”他以为，仅有的优点便是“校园的GDP绩效上去了”。
早在2011年，李明就曾在《关于高校施行师资博士后准则的问题与考虑》一文中批判过这一准则：“出站查核，便是针对师资博士后两年内的作业和科研效果进行的。两年的期限，很或许导致一些师资博士后人员为了获得较好的效果和留校的资格，急功近利，期望通过捷径来大幅度进步科研效果，构成浮躁的学术习尚。”
学术临时工？
梁骏由于没有到达查核的硬目标而无法脱离，吴婧的阅历则反映了另一面。
吴婧的专业归于社会科学范畴，不需求做试验，也无须仰仗协作导师供给研讨资金。两年多的师资博士后期间，她成功请求到1个省部级基金、1个国家级基金，还宣布了两篇论文。
聘任目标都到达了，两年时刻也到了。吴婧期望向校园请求教师周转房，作业人员建议她先转聘为讲师再提交博士后出站陈述，以便节约时刻。
但院长、书记都拒绝了这一要求。
吴婧恳求领导先将她转聘为讲师，由于她还面对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她立刻就24个月期满，之后就没有薪酬了。
学院领导仍然要求她先提交出站陈述，并且要“以博士论文的规范来做”——一般状况下，出站陈述要比博士论文简略得多。学院领导给的理由是，吴婧是他们招收的第一届师资博士后，有必要高规范、严要求。除此之外，吴婧还要再走一遍招聘流程，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提交请求，校方再一次审阅、讨论。只需有一个环节失利，她的教职就落空了。
吴婧终究仍是拒绝了学院领导的“高规范严要求”——从入职时一改再改的条件，吴婧就做好了不被聘用的心理预备。她后来在另一所211大学拿到了教职。
师资博士后那两年多，是吴婧压力最大的一段时刻，她“经常梦到高考考得乌烟瘴气”，还不时感到心口疼。
博士后进站时，吴婧的双胞胎宝宝刚满1岁。她不得不一边照料两个孩子一边写基金的请求簿本。
博士后出站前，吴婧接孩子放学回家，还要回校园继续加班。孩子经常拉着她不让走：“妈妈现已上完班了，妈妈不要去加班了。”这让吴婧感到心酸。
吴婧发现，现在很多高校都在下降招应届博士当讲师的份额，扩大了师资博士后的份额。她以为，“校园其实是尝到了甜头的，由于这是他们做科研最有精力的一个时期，也是产出量最高的一个时期”。而师资博士后是一个不安稳的岗位，只有做得出色，才有或许留任，在这样的查核压力下，咱们就得拼命作业。“假如你没有到达要求，那你就走人，可是你的效果署名是这个校园的，对校园来讲，只有优点而没有任何坏处”。
吴婧说，即便作业做得好，也得通过校园赞同才干留任，“我觉得这对咱们青年学者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在两年多的师资博士后阅历中，吴婧感觉，其时学院领导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教师的后备军来培育，而是抱着查核的情绪，“你到达条件了，才有或许留下来；达不到条件，你就有必要走人”。
吴婧刚进站时，连作业室都没有。过了一段时刻，校园才给这些师资博士后组织了一个由学生自习室改造而成的作业室。作业室启用时，门口还挂着学生自习室的牌子。
进站之前，校园向吴婧承诺，她的待遇将会与该校讲师持平。吴婧入职之后发现，自己的薪酬比讲师高几百元，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全都没有，科研奖励、年终奖也与自己无关。
回想几年前的阅历时，吴婧的声音很平静。由于领导的区别对待，教育秘书也不把这些师资博士后当回事。逢有繁琐的事务性作业，教育秘书还会把活儿扔给这几个外来的师资博士后去做。
对此，刘继荣以为，其中存在用人理念的问题，“你原意想通过这个方法来招引更好的师资，你要让人家真心诚意地奔了这个岗位来的，而不是说搞一点热闹”。
“我不想在这个游戏中成为炮灰”
2018年春天，史超在博士结业前夕收到了母校的offer。
这名工科博士自称读博期间“简直把能拿的荣誉拿了个遍”。校园教师很欣赏这名优异的学生，清晰表明期望他留校任教，并直接聘作副教授。
在这之前，史超现已拿到了他地点职业顶级研讨院的offer，那所位于北京二环内的单位能够给他供给丰厚的薪水和一流的渠道。
面对来自母校的邀约，史超心动了。就在他拒绝了研讨院的作业、预备和校园签约时，校园开出的条件变了——先做两年师资博士后，再转聘。
史超读博时地点的课题组人数很多，每年都有人加入、脱离。通过了解咱们的offer，史超发现，曩昔几年，高校给师资博士后提的聘任要求还算合理，留任份额也比较高。但近几年，师资博士后的查核规范进步了很多，例如，有的高校要求师资博士后须入选“四青”人才(指国家优青、青年长江、青年优秀、青年千人等荣誉称谓——记者注)才干留校。史超算了一下，每年“四青”加起来大约1000多人，而全国的博士后则有上万人之多。还有的校园要求师资博士后须拿到博士后基金的一等赞助或特别赞助，而每年能拿到这种赞助档次的博士后少之又少。
并且，在“双一流”的动态查核机制下，不少校园把师资博士后当作论文制造者，“只需招的基数够大，在论文、在科研项目上有量了，肯定会出来必定的质量”。
史超判断，假如自己去做师资博士后，那就相当于在职称竞赛的游戏中直接站在了低起点上。
他断然拒绝了母校的要求，立刻开端寻觅其他作业。“假如校园一开端就说让我做师资博士后，我是底子不会递交请求的”。
在史超的博士同学中，相似的挑选十分遍及：假如一所较好的校园要求先做师资博士后再聘任，另一所次一等的校园直接给教职，那么咱们一般会挑选后者。
除了史超之外，上一年应聘该校教职的人都遭受了毁约。
史超感觉，近年来师资博士后准则有点变味儿了，尤其是施行“非升即走”今后，“给咱们的压力和查核要求是高的，可是给咱们供给的各方面条件却很低”。
史超读博期间曾在美国访学一年，他发现，美国的助理教授(AP)有独立招博士生的权利，还有自己的科研用房。而国内的师资博士后就只能是别人团队中的一员，连招硕士生的权利都没有。“我不反对他给咱们进步规范，我也不反对他要基金要项目，可是你不能让我去凭空做这些作业。要待遇没待遇，要学生没学生，要团队没团队，要试验室没试验室，我怎么做？”
作业已通曩昔一年，史超现在分析以为，或许是其时校园领导面对“双一流”查核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想通过大量招收师资博士后并进步查核规范，从而在2020年之前把一些数量目标迅速提上去。
这也正是前述学者在博文中所批判的现象：在不占用校园稀缺固定编制的前提下，用较高的物质待遇、较小的社会本钱，招引一大批 Paper Producer (论文制造者——记者注)，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校园科研成绩，从经济学的视点，是一笔合算的生意。
“期望要把握好规范，不要搞成新一轮的高教大跃进才好。”史超说。
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发现，师资博士后准则一般存在于现在的“双一流”高校或一些985、211高校，“一般的校园一般也没有这个现象”。
杨鸣以为，这个准则对校园确实有优点，“巨大上的效果上去了”，但对师资博士后来说，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往往现已结婚，为了留校，身体健康、家庭都会受到影响。
杨鸣地点学院的一名师资博士后还没到达查核规范，杨鸣看到，这名博士后尽管现已成了家，但生活状况跟单身时差不多，“一天到晚泡在试验室，神情一向很严厉，生活便是科研，科研便是生活”。
杨鸣地点校园的师资博士后不承担教育任务，只需求针对校园列出的查核规范来做论文，“待遇很好，规范很高，压力很大”。
至于达不到要求的，“知识分子好体面，自己知道达不到规范，都会自动走，去找个差一点的校园”。
两年前，林扬博士结业找作业时，“满脑子都是学术抱负”，选作业时仅有的规范便是“好渠道、好校园”。他挑选到自己的硕士母校做师资博士后，期望能留校。
林扬以为，做师资博士后确实会加快年青人的成长，逼迫年青人单独考虑项目和论文，假如直接入职成为讲师，或许就比较散漫。
两年曩昔了，林扬的科研效果现已远高于查核规范，但他决议脱离。
林扬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最近一两年，两边爸爸妈妈的养老问题开端提上这两位年青学者的日程，他们计划一同回到家园的高校作业。
“家是学术研讨的起点，也是学术研讨的结尾。”这名文学博士以为，“假如家都不像个家了，还有什么盼头呢？”
林扬说，在做师资博士后期间，一向因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年青博士开端找作业时，很重要的一个等待便是找到一份安稳的、有编制的作业，要是读了3年博士还达不到这个方针，感觉有些难以承受。”林扬说，“可是在用人单位面前，年青博士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中南大学教授喻海良以为，中国人遍及偏好安稳的、有编制的作业，由于假如一个人没有编制，他的薪酬待遇就会低一截，而这种准则并不合理，大学里更应该弱化这种形式，不论教师有编制、无编制，都应该一视同仁。
林扬说，自己承受采访的一个目的，便是期望用人单位善待每一个年青博士，善待每一个愿意为这个单位贡献芳华的人，“由于博士的圈子很小，假如一个人在这个单位受到不公正待遇，会影响这个单位几年内的人才引进作业”。
明天会更好吗
2017年，梁骏来到现在的校园，成为一名讲师。
在新的岗位上，梁骏和吴婧面对着“青椒”大都会有的压力——教育任务重，科研压力大。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表明，心态比做师资博士后的时分好多了。
现在作为一名正式教师，他能够安心肠组织上课和科研任务，同事之间也互相平等对待。
吴婧仍是感到些许惋惜。她签新校园时，该校刚开端施行“非升即走”准则。这意味着，假如她在合同规则的期限内不能升任副教授，就会被解聘。“真的是一步晚，步步晚”。近几年来，“非升即走”成为新聘任的高校教师中另一项“卡脖子”的准则。
这些年，博士越来越不是“稀缺产品”。
刘继荣在浙江大学负责人事作业多年，他记得，20年前，就连博士后跟配偶两地分居的问题，国家都会出台方针予以处理。
杨鸣参加作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连硕士都很少。杨鸣的校园想招一名硕士来任教，还要为她的家族组织作业。
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3年以来，全国高校每年约添加3万名专任教师，而每年博士结业人数则有5万多名，且仍有添加趋势，别的还有三四十万名留学回国人员。
博士们往往等待结业后进高校、做研讨，可是供大于求的状况现已持续多年，所以博士后这种临时性岗位，就成为博士作业时的一大挑选。
别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人事准则变革已进行了30多年。
从“打破铁交椅、铁饭碗、铁薪酬”，表现按劳分配原则，到推进编制办理、岗位办理、人员聘用、薪酬分配变革， 再到全面推广揭露招聘和聘用制。在高校人事准则变革的大潮中，“师资博士后”只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刘继荣说，在此(施行师资博士后准则)之前，浙江大学已开端施行“非升即走”准则，师资博士后准则施行后，两个准则衔接在一同——假如师资博士后未能在博士结业6～7年之内晋升为副高职称，就要面对筛选或转岗。
刘继荣提到，在这个进程中被筛选的人，往往不是由于水平不行，而是受职称份额所限——假如空缺的职位少，竞赛就激烈，并且越是强势学科，竞赛越激烈，所以这“不完全与‘优胜劣汰’划等号”。
中南大学教授喻海良曾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作业多年，他发现，国外并没有师资博士后准则，而国内的顶级名校如清华大学，也没有建立这一准则。
喻海良以为，教师留校任教，确实要看“成绩”，而目前通用的规则是：研讨型大学招教师，主要看其科研水平。假如做博士后期间科研效果一般，即便教育水平高，也很难留下来——这也跟目前流行的观念有关，人们一般假设，只需一个人的科研做得好，他就有才干辅导学生。
在卧龙岗大学，假如一名教师招不到学生，这位教师要么转系，要么就拿一笔1.5倍到2倍于年薪的钱作为补偿款，就此离别这个职位。
而在作为事业单位办理的国内高校，只需一名教师入了编制，即便表现平凡，校园也很难让其脱离。国内高校近年来施行的聘任制、聘用制、“非升即走”准则，都旨在打破这种事实上的终身制。
刘继荣以为，不同的高校有各自的发展阶段，关于成长中的地方高校来说，师资博士后准则关于其人才部队建设仍然很有含义，可是在施行的进程中一些变味的状况，会让青年人才感觉不太舒畅。
关于史超的母校来说，上一年团体毁约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史超听教师说，母校今年“招人的状况不是很抱负”。
梁骏有几个博士同学到广州某名校做师资博士后，他发现，几年下来，只有一个人成功留校。现在，只需有学弟学妹向他咨询做师资博士后的作业，梁骏都会竭力劝阻。
吴婧则期盼：“我不期望看到咱们博士结业后学术道路太艰苦，或者是像我这样阅历这么多波折。”
但是，在“双一流”年代，师资博士后面对的形势或许更加严峻。
杨鸣以为：“‘双一流’是几年一轮动，上了的肯定要保，没上的要拼命地冲，竞赛比曾经更严酷。”竞赛压力层层下到达教师身上，便是越来越高的查核目标。
“校园的指挥棒在这儿，很难有实质的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