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处方药网售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数千亿元大蛋糕十分诱人，虽然政策层面没有定论，但处方药网售市场的布局与争夺早已悄然开始。
处方药网售是禁是放？
处方药网售是否放开，在经历了多年的政策演变后，新版《药品管理法》通过让这一问题再度成为业界焦点。
新版《药品管理法》规定，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
此举被业界普遍认为是为处方药网售“松绑”。在8月26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表示，对于网售处方药，现行做法是明确规定网络不可以直接向公众销售处方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于网售处方药的不同意见，袁杰表示，法律就网络销售药品作了比较原则的规定，即要求网络销售药品要遵守药品经营的有关规定，并授权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健康卫生主管部门等部门具体制定办法，同时规定了几类特殊管理药品不能在网上销售，为实践探索留有空间。
在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看来，疫苗等产品作为特殊药品，禁止网售势在必行，但这种排他性表述并不等同于其他药品均可通过网售渠道获得，“这毕竟不同于将处方药网售明确化。”
史录文同时指出，如果处方药网售在未来得以实现，如何保障公众安全、合理用药，至关重要，网售处方药的好处显而易见，老百姓获得药品更加便捷，但如何保障老百姓规避风险，合理使用药品，才是重中之重，“即便放开，处方药网售也仍需要专业药师、医师进行指导。市场固然摆在面前，但没有安全保障的网售处方药平台很难走远。”
国家卫计委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对此则持保守态度，他表示，药品价格、药企竞争等都是其次，用药安全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至于用药安全问题，梁永强表示，网购同样需要凭借处方，网购只是购买方式的改变。
处方药网售已经不是第一次引起业界集体关注，早在2014年5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放开处方药在电商渠道的销售。彼时，国家卫计委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就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对此则持保守态度，“处方药毕竟要在医生处方指导下用药，一旦网售放开，没有医生及药剂师的指导，用药风险增加，而且处方的来源、真假等都无从考证。”
千亿市场争夺早已开始
网售处方药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可能改变老百姓的购药渠道外，与其市场份额不无关系。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的一项数据显示，2015年处方药市场三大渠道（医院、零售药店、第三终端）占比分别为77%、10%及13%。预计未来10年，零售药店的市场规模占药品终端市场的比例将不断增加，预计到2018年，处方外流将为零售药店带来超过2500亿元的增量。另有数据显示，到2020年，处方药院外市场总容量将超过4000亿元。另有数据显示，2018年处方外流规模将至1600亿元，到2020年自院内向院外迁移的处方药总量有望近万亿元。
在数千亿的市场蛋糕面前，各方早已纷纷入局。
2017年5月，百洋医药集团旗下百洋智能科技搭建了易复诊处方信息共享平台，以患者为核心，联合医院、卫生计生委、食药监局、社保等部门及社会药店共同建设的实现医疗机构处方信息、医保结算信息和药品零售销售信息的互联互通、实时共享的信息化平台。简单来说，医生通过院内HIS系统为患者开出“外延处方”，经过医院合理用药监测及数据脱敏后，平台方获取处方信息。平台向患者绑定的手机号发送短信，内容包括处方编号、取药码及推荐可满足需求的零售药店。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并在零售药店打印处方及凭方购药。该模式还相继在辽宁、陕西、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上线。
天士力、扬子江、以岭药业也早在几年前就进入电商领域。以岭药业斥资5000万元建立以岭健康城，以岭健康城电商事业部总经理邵清就曾对媒体表示，以岭药业本身有医院，一旦处方药可以在网上销售的政策发布，医院处方可以外流。而且，随着医改深入，将来医药分开，病人看完病可以不在医院排队买药，直接上传处方在网上买。
互联网平台也是争夺这一市场的重要角色，2014年年底，京东商城获得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A类证书。至此，一号店、阿里健康及京东商城三大网购平台均已获得网络售药“入场券”，京东医药城负责人彼时就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正在探索与医院电子处方联通并流转的O2O模式。京东的处方药销售体系已初具，未来还将做专业电子处方流转探索及全程可追溯药品。
阿里健康也曾在石家庄试点电子处方平台，患者医院看病后，医生开具的处方将通过医院信息系统进入阿里巴巴的电子处方平台内，患者如果想在院外购药，就可以通过APP发布购药请求，APP将购药请求分发给附近药店，药店可抢单。2019年1月，阿里健康还与昆明市政府合作，试点“电子处方+药品配送到家”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