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沿海的产业转移比喻为“星星、月亮”,那么“盼星星、盼月亮”的渴望,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毗邻地区,已经很久很久。地处内陆的人们,希望沿海地区向周边渗透的发展辐射能够快些,快些,更快些。
种种迹象表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代表的沿海产业转移大潮势头汹涌,“星星、月亮”真的来了。转移企业由个别转为群体,由被动转为主动,由“独行”转为“抱团”。
多年来一直跟踪观察产业转移的半月谈记者,近期在中西部一些地区调研时发现,以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地转移为代表的产业转移,正从前些年的序曲、发展阶段,进入到现在的高潮时节,正从20年前的趋势、10年前的定势,进入到当前的大势阶段。
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正成为一种剧烈、壮阔的经济现象。
上篇｜大势已至
“以前听说你的企业在湖南,可能不跟你做生意,因为太偏远、落后;现在听说你的企业在广东,可能不跟你做生意,因为你成本高,做不长久。”
——2019年,紧靠广东北部的湖南郴州宜章县,恒维电子的管理者张永福,用如此强烈的对比，描绘他眼中的产业转移热潮。他为自己所属企业先行布局于湘南而感到庆幸。
从“风起青萍之末”到“势不可挡”
2008年,记者到湘南资兴市采访时,当地为引进一些“两头在外”、不交一分钱税的广东企业,欢欣鼓舞。记者走访了一家从珠海总部运来原料,加工成圣诞礼品,再通过珠海销往美国的企业。当时的报道说:虽然按政策不交税,但资兴却对这些企业张开双臂。市外经局长说,他们解决了部分就业,盘活了闲置厂房,消费了当地的水、电,支付管理费和工资费。
同样是在资兴,十几年后的今天,沿海转移而来的企业不管是数量、质量,还是带给当地的“真金白银”,都远非昔日可比。当地建设了17栋标准厂房,引进2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入驻,厂房出租率达100%,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税收1.5亿元。身处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资兴市政府2019年提出:敞开“南大门”,大力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湖南永州,同属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8年5月,在深圳龙岗、宝安做手机多年的王杰,接触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工业园工作人员不到2个月,就开始把生产线转移到于他而言陌生的县城。
王杰所在的凯威集团由粤入湘是“抱团而来”。2018年5月,这家公司从广东来到新田县时,同行者还有4家产业关联公司。
凯威集团的展厅里摆满了手机、手环、蓝牙音箱、声控机器人等产品。董事长王杰是90后,行动干练、说话沉稳。他说:“集团落户新田县后,很快成立了3家子公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智能终端产业链。”
产业转移正在加速。据永州市商务局介绍,2016年至2018年,永州市共承接产业转移项目691个,其中401个项目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占总量的58%。2019年前5个月,全市共引进重大项目70个,其中对接引进粤港澳大湾区项目34个,总投资410.7亿元。
2019年前5个月,新田县接待企业考察和谈判40余批次,有LED显示屏生产项目、精密模具注塑项目等20多个项目在谈。新田县商务局局长黄向法说,湘南地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势头越来越猛,来势越来越好。
与新田县相邻的郴州市桂阳县,已将家居制造作为千亿级产业链进行培育,并派驻干部在广东沿海向家居制造企业及上下游伸出橄榄枝。
在桂阳县城外的一处工地上,平整土地、铺设管道、安装钢构……各类工程机械正紧张作业——这是桂阳县正在建设的家居产业园,目前已有企业陆续入驻,未来将引进100家以上家居企业,形成智能家居、展销、原辅材料等板块。
记者在园区内一家企业看到,车间里工人们紧张地组装各类家具,来自外国一家终端销售企业的商务代表正在抽查一批准备出口的家具产品质量。公司董事长说,现在的订单应接不暇,多数来自欧洲。
地处湘南的郴州、永州所显示的产业转移强劲势头,是当前产业转移大潮惊涛拍岸的一个缩影。2011年,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被批复,2019年初,又被批复扩大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为何下这么大决心转移?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对于企业而言,迁徙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竞相向中西部转移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何下这么大的决心?图的是什么?
——为成本而转移。张永福算了一笔账。与沿海地区相比,在内陆地区的生产成本降低约20%,其中主要是人工成本和土地租金。
近年来,不断攀升的用人成本已成为横亘在企业主心头的一座新的大山。同时,沿海地区土地资源日益稀缺,过去在偏僻荒芜土地上建起的厂房租金“突飞猛进”,不断蚕食制造业稀薄的利润空间。
中西部很多地方的工业园区,都由政府补贴建好了标准厂房,转移而来的企业带着设备就可以“拎包入住”,极大地节约了买地、建厂的时间成本。
——为环保而转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陶瓷、纺织等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在沿海一些地区近年实施的“环保风暴”中,首当其冲。在环保倒逼压力下转移的企业,呈分化态势。
有的将迁移作为转型升级的良机,在将车间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时,纷纷更新环保设备,采用更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崭新的面孔在中西部亮相。有的将转移作为规避环保高压的路径。尽管中西部一些地区在招商引资时也设置了环保门槛,但在一些产业资源较少的县,环保准入和环保检查门槛相对偏低,这些沿海的“弃婴”换个地方成了“宠儿”。
——为未来而转移。走进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经济开发区,看到的是一片安静却繁忙的景象。开发区内的湖南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里,两栋新厂房已投入使用,另有两栋厂房和一栋研发大楼正在规划建设中。这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器散热片等生产的企业,多个饱受市场欢迎的手机品牌中都有立敏达的散热片。
2019年是立敏达从广东东莞到宜章县落户的第7个年头。尽管现在面临客户、供应商两头在外,以及物流成本升高等问题,但回想当初的决定,总经理唐健仍然觉得集团的决策正确。她说:“从沿海转移到内陆,就是为未来挖潜。近年来公司成长明显,预计年产峰值可达到3亿元。”
——为营商环境而转移。“这里的官员淳朴、实干,政策优惠,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营商环境好。”在转移到湖南永州新田县一年多后,王杰这样评价。
他为记者作了一番对比:如果是周日,企业在生产中遇到困难需排解,在有的沿海城市较难找到基层政府部门的人,而在新田县,不管是晚上几点打电话给政府领导,“马上就有人来解决问题”。
一些企业主反映,他们在沿海一些地方,被贴上低端产业的标签。有的地方政府利用环保检查、劳动监察等手段,明里暗里地逼他们转移,其实是带有变相“驱逐”的意味。
2006年,顺应产业转移的趋势,周群飞从深圳回到家乡湖南,在浏阳经开区建设了第一个生产基地,主打生产智能手机面板。如今她创办的蓝思科技拥有8万多员工,成为中国大陆手机面板的标志性企业,拥有苹果、三星、华为等核心战略伙伴,连续多年位居湖南加贸企业进出口首位。蓝思科技是湖南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成功案例。
“当时在广东要那么大一块土地建厂房是不太现实的,但浏阳经开区做到了。”周群飞屡屡提到的这块土地,涉及2个行政村118亩土地的征拆,需要平整山丘,浏阳40天就交付给企业,保障了及时开工、交付订单出货。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她总结浏阳对企业服务宗旨的“四到”,坦言自己不但“感慨”而且“感恩”。
零散的“择地而居”变成集体的“区域推进”
中西部经济区位的大幅改善,为转移创造了条件。
在唐健看来,吸引企业内迁的不仅是看得见的人工成本低。尽管内陆地区的区位优势比沿海地区略逊一筹,但在高速公路、机场等带来交通便利的当下,区位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甚至填平。
记者调研发现,从沿海地区到湘南地区的产业转移已形成3条鲜明的路径,这3条路径恰恰都是沿着湖南通往广东的3条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之外,中西部地区日益丰富的航线也成为转移的“天线”。
依托郑州航空港连通世界的快捷航运,2010年落户河南的富士康生产发展迅猛,很快使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也使郑州的出口贸易急剧增长。随着高铁轨道不断向中西部延伸,高铁也成了产业转移的新兴“黄金通道”。
众多经过市场洗礼的回乡创业人士,成了产业转移的桥梁。
“雁归兴贵”。从贵州深度贫困的遵义市正安县走出去,农村青年郑传玖在广东的台湾吉他公司从工人做到车间主管。掌握了生产技术的他和家人在广州成立了工厂生产吉他。2013年,郑传玖回到家乡建厂,并带动引进54家吉他制造及配套企业,正安县为此建设了国际吉他产业园。2018年,产销吉他近600万把、产值60亿元以上,解决就业近1.4万人,产品60%外销欧美等地,供不应求,创造了一个沿海产业转移的县域产业奇迹。
来自湖南省商务厅的统计显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适龄劳动人口近2200万,是湖南省劳动力输出的重点区域。得益于毗邻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南下务工潮培育了大批湘籍企业家、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产业工人。湖南省持续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促成一大批客商回乡创业项目,有力对接沿海产业转移热潮。
对于身处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如果说,过去的企业搬迁因市场转移、成本变动、政策波动等显得有些杂乱无章,那么现在的产业转移一定程度是深思熟虑后的自觉行为,零散的“择地而居”有变成集体的“区域推进”之迹象。
“政府之手”推动“市场之手”
产业转移在国家层面被寄予紧紧抓住国际国内产业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实现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期望。
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提出东部地区要率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推动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皖江城市带、湘南、江西赣南等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应运获批而生。
发挥紧邻广东的区位优势,2019年初,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内陆地区开放合作示范区。
产业转移成了江西省政府实施开放战略的“热词”。2019年初,江西省提出“东南西北”对接产业转移:积极“南下”“东进”,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将南昌、吉安、赣州打造成产业梯度转移承接示范地;主动“北上”“西出”,抢抓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机遇,重点承接京津冀地区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商贸物流和服务外包产业转移。
“广东是全国工业实力最强的省份,拥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工业领军企业。我们希望广东企业顺应产业大转移的历史趋势,把更多制造环节布局在贵州,共同打造上中下游产业配套衔接的完整工业产业集群,形成广东研发贵州生产的产业分工协作模式。”2019年11月9日,广东·贵州“东西协作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广州市举行,贵州省省长热情地向广东抛出承接产业转移的橄榄枝。
如果说,借此推进对外开放、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西部地方政府追逐产业转移的传统动力,那么,脱贫攻坚则成为近年来新兴的强劲动力。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主要任务”第一项即为开展产业合作。“引进一批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文化旅游企业等,促进产业发展带动脱贫。”
2019年5月,对口帮扶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广州市白云区,帮助引进了广东彩道集团,在扶贫易地搬迁至县城的兴旺社区设置“扶贫车间”,生产加工小商品,帮助贫困户就近打工。
为解决184万多易地搬迁进入城镇的贫困人口后续生计问题,贵州提出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的保障目标。从外面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设“扶贫车间”成了重要手段。
在湖南永州新田县工业园,凯威集团虽然从广东转移到新田县仅一年多,但已响应政府号召,吸纳了58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进厂工作,预计还将吸纳更多贫困户就业。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企业将得到政府的扶贫就业补助,3年为限。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借助产业转移大势,一批正在成长、转型或是艰难应对复杂市场环境考验的企业,在新的土壤上扎根抽芽,迸发出新的力量。
正如一家转移到湖南郴州的企业负责人所说:“来了,留下了,就要枝繁叶茂,活得更精彩。”
中篇｜转移之困
女工马华朵的家，离厂区4公里,每天晚上骑着摩托车回家。
“终于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了。”马华朵说,“这是最让我高兴的事。”她在广州打工多年,是个相当熟练的制衣工,当湘南家乡从广东引进一家服装厂,她很快做出回乡就业的决定。
势头强劲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就地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为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创造了契机。
产业转移的大潮正在快速推进,但这种迁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水乳交融”。在改写经济版图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同时,产业转移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区域和企业的阵痛。在转移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产业有序落地,促进产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融合,是一道亟待解答的命题。
困境一:“明成本”下降,“暗成本”上升
——物流成本高。“这里的政府服务好,企业的难点是供应链支持不到。”湖南郴州某县电子厂反映,企业需要从广西一家企业进原料,但对方并不直接送货,因为附近只有自己一家企业需要,量也不是特别大。因此,原料只能通过东莞的总部工厂中转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西部一些地区交通条件改善,但是现代物流发展落后,欠缺全程物流服务体系,相应的物流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也较低。此外,相比沿海,通关不便等瓶颈问题未有效解决。
——产业难配套。尽管内陆地区人工成本低,但远离配套企业带来的是管理及物流成本上升。
“以前一个电话可以搞定所有配件采购,现在却需要和供货企业多次沟通,商定发货时间、物流通道。” 郴州天珑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蔡勇说。
自从3年前从深圳转移到郴州后,蔡勇时常为零部件采购伤神。这家企业每天生产手机2万部左右,其中80%销往非洲地区。由于订单十分充足,每天都需确保大量的零部件及时供应。
在蔡勇看来,沿海地区具有成熟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以手机等生产企业为核心、相关零部件配套企业为外围的“航母集群”。“但在产业转移中,只有航母从沿海驶进内陆水域,其他舰船并未及时跟上,导致整体战斗实力下降。”蔡勇说。
——融资周转难。由于刚刚进入内陆地区,资产尚在逐步积聚,部分转移企业面临融资难题。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企业,多是中小企业,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反映较多,适合产业转移承接的金融产品单一,难以满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转移到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的凯威集团董事长王杰说,迁入内陆地区后,购买原材料基本上都是动用自有资金,而在沿海金融市场发达地区,可采取第三方机构垫资的方式。相对而言,内陆地区还没有形成相应的金融生态。
新田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陆军说,在市场的“高山”、融资的“冰山”、转型的“火山”面前,一些转移企业还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内陆地区虽然具备土地、劳动力等优势资源,但融资环境仍然是一大短板。
——社保费用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成本敏感,企业利润随市场波动,但企业的用工成本却难以调整。
中部地区一家县级经开区负责人反映,沿海一些城市几个险种加起来,企业为一名工人支付的险费800多元,而在本地仅养老保险一项,就达到同等的费用。中部一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当地企业社保费率为16%,高于深圳的13%,很多企业未给员工缴纳社保。
内陆地区不断攀升的“暗成本”,考验着内迁企业的承受力和耐力。一家已转移至内陆地区企业的负责人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指导线和社会保险费用的上升,转移到内陆的先发优势正在削弱。
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教授邹璇认为,湘南湘西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人均月工资低于大湾区500至800元,但这种优势能否抵消较高的企业税费、要素成本、物流成本和“五险一金”企业缴存成本,是对营商环境的一个考验。
困境二:短期血拼让利,长期“利好”未必
记者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对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最感兴趣、承接最多的是县域层面。
很多省、市、县三级都出台了一揽子招商优惠政策,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尽快转得了、稳得住、增强竞争力。值得警惕的是,前些年中西部一些地方备受诟病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战,正集中“转移”到产业转移承接地区,一些县域之间已有“恶意竞争”的迹象。
中部某县为全国有名的“沙发之乡”,号称“肩扛沙发走天下”,在全国200多个县区有近7万人从事沙发生产和销售,如今借助产业转移契机,已将家私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卧榻之侧”杀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隶属另外一个地级市管辖的邻县,近两年在土地、财政方面祭出优惠政策,提出打造千亿级家居产业链。两县的原材料都是从广东运来,面对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对手强有力的优惠政策,“沙发之乡”有关官员倍感焦虑,望“惠”莫及。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地区。记者随意对比了位处同一地级市的两个县的招商政策后发现,在优惠力度方面大致相当。如,甲县提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财政所得部分“三免两减半”,乙县则是自投产之日起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留成部分,县财政前两年按70%、后三年按50%的标准等额补助给企业。
在外贸方面,甲县提出,第一年1美元奖励0.03元,以后新增部分1美元奖励0.01元,存量部分1美元奖励0.015元;乙县则提出,新增外贸进出口,按1美元0.03元奖励,补贴两年。
标准厂房租房补贴、贷款利息补贴50%、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专利获批奖励……地方政府给转移企业的优惠层出不穷。
“类似这样的招商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恶性竞争。对吸引沿海产业落地内陆地区虽然是一种利好,却在无形中导致县区之间的财力比拼。”一名县招商干部说,产业落地之后如果不能形成良性的贡献,将对地方财力造成很大损耗。
一些地方尽管受制于债务问题,还是咬紧牙关力所能及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有的招商干部感叹,如果没有这些优惠政策,政府有什么手段招商,凭什么让这些企业到你这里来?
中部某省政府职能部门反映,近年该省承接产业转移与其他省相比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政策支撑不硬”——出台的政策干货不多;有的部门出台了政策,但缺乏操作性;与中西部其他省市相比,资金支持力度弱,效果反差大。
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具有一定的优惠“比拼”空间。中部某地反映,由于无法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免征关税等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我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层面先天不足”。
承接产业质量不高,是不少地方存在的突出问题。中部某省政府职能部门反映:引进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密集型加工贸易项目;产业链不完整,大多数企业以代加工、代设计为主,处于产品价值链底端,产品增值率和企业利润都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差;集聚度不高,缺少成规模的大企业、大产业集群。
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代工”生产,正好处于“微笑曲线”低部。
总体而言相对利润率较低,在新迁入地能有多少贡献?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品牌,代工、贴牌现象突出,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多大?地方政府短期让利,消耗地方生产要素,加重地方债务,能否带来长期利好?能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推动产业升级换代?这是中西部地方政府在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必须面对的考问。
记者在中部某县城郊见到:产业转移园里分布着几十家企业,不少冷冷清清,有的已经停产;而附近不远,县里新开辟的一块对接转移产业的区域,挖掘机轰轰作响,热火朝天。“猴子掰苞谷,捡一个掉一个”的承接产业现象,在一些地方正在上演。
血拼的优惠政策,使部分企业得到“便宜”。然而,由于这些政策扭曲了市场信号,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对企业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陷阱,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困境三:产业转移大潮，天女散花力量分散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一些优势地区形成了较高的产业集中度,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当产业转移向中西部不同地区呈放射状延伸后,如同“拳头”散开的手指,面临力量分散的现状。
应该说,对于产业转移中的承接无序、产业雷同问题,国家、省、市三级层面都有注意、引导。
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2018年又修订发布。目的之一是着眼于解决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承接地之间盲目竞争、产业无序流动和落后生产能力转移等问题。
被寄望当好全国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的湖南省,明确示范区各市州的主导产业,推动示范区各市州走差异化、特色化的路子,避免产业雷同,防止同质化的恶性竞争。近年来,该省对接沿海产业转移整体呈现出由低端到高端、由粗放到两型、由分散到集群、由配套到总装、由分厂到总部的发展趋势。
尽管上级行政层面敲“警钟”,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后一公里”的县级经开区、工业园、集中区,却一定程度上按“惯性”前行。
从记者的调研看,由于视野受限、信息不对称,他们有的没有注意到产业雷同问题;有的产业链招商的思路清晰,但受制于行政能力和财政手段,有心无力,难以协调其他事实上为竞争对手的县域、市域错位发展。
中部某市政协在研究产业转移时反映:市区周边的工业集中区、经开区、高新区,缺乏差异化发展的产业规划布局,加上政策手段有限、资源优势相似等原因,园区之间出现同质化业态、重复招商和资源浪费,导致在本区域形成无序竞争。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产业分散,原本的集群优势正在下降。无论是电子信息,还是机械加工,曾在沿海地区抱团发展的产业集群在转移时,像蒲公英一样四处散开。
一名将企业搬到内陆地区的企业负责人观察了3年后发现,一些转移到重庆、江西等地的同行,由于无法形成相应的规模效应,不得已再搬回沿海地区。“感觉像是一个蜂窝突然受到惊扰,蜂群四散开来。但它们在外无法独立生存,经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蜂巢。”
中部某地级市官员在部署对接沿海产业转移时提出,不能走简单拼资源、拼土地、拼税收的老路;要特别注意错位发展,防止招商引资“互挖墙脚”、恶性竞争。从地市层面对各县区进行正确引导调控,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龙南、全南、定南三县,是江西对接珠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的第一站。过去,这里也存“三国演义”内耗的现象。2017年,赣州强势主导,打造“三南”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示范地产业园,同时将全南工业园、定南工业园、“三南”示范园纳入国家经开区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统一招商政策,新增财力由市本级和“三南”按一定比例予以分成。
赣州优惠产业政策不搞“天女散花”,紧紧瞄准电子信息产业,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引导基金,推动与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合作,设立国家级“三南”电子信息产品检验检测中心……从实践来看,“三南”经济发展态势强劲,发展环境优化,主攻的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度和首位度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增强。
湖南省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跟记者谈道:以前招商引资走过弯路,发现来的不少是落后产能,是低档次的,孤军作战又无法生存。
“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这位负责人说:“现在要更多考虑优质产业链招商,只有来得好、接得住,才能留得下。”
下篇｜未来三问
当潮流来临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兴奋中带有不安,期待中夹着迷茫。
产业转移事关转移企业的“身家性命”,事关无数民众的就业生计,也事关中西部承接地的经济兴衰,更事关区域发展的协调与否。尽管之前多轮产业转移,能够提供一些规律性启示,但是时代变迁和当下形势,又给我国正在演化的沿海产业转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命题。
向内还是向外
20世纪50年代,美、欧向日韩实施产业转移;60年代末,产业转移浪潮又由美国、欧洲、日本转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后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美、欧、日和“亚洲四小龙”又向我国沿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
正在我国沿海开始的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一般被认为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之际。
与前三轮产业转移的迁徙地都是指向海外不同的是,第四轮产业转移多了可选择的路径。一条路是迈向东南亚,以及中亚、非洲等地,一条路是指向内地尤其是中西部。
规模、体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一部分,如三星的手机制造,以及一些上规模的国内纺织厂、鞋厂等,已转移到东南亚。而大量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作出十字路口的选择,则没那么容易,十分纠结。
向内,还是向外?这已形成当下我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中的一场拉锯战。
湖南郴州宜章县经开区的一栋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生产外销的立体书和贺卡。这是一家总公司在广东江门、刚转移至此不久的企业。这栋厂房的“前主人”是一家2012年前从东莞转移而来的鞋厂,2016年又转移到越南。
郴州适美手袋有限公司正考虑在越南建一个加工厂,“虽然相对于沿海地区,内陆省份依然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红利正逐渐打折扣甚至消失。”总经理陈集灯说,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仍有巨大的人力资本潜力,这是吸引许多沿海企业的直接原因。
“招工难”在内地也频亮红灯。调查显示,现在内地招工难不比沿海轻松,一是留守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二是农村二代三代工人一般都向往沿海城市生活,不愿留在本地;三是一些转移企业开工不足,对工人来说,长期稳定有事做才是最吸引人的;四是内地一些地方社保缴存比例较高,间接抬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供地荒”也在内地时有呼声。土地是吸引沿海部分产业转移的一大优势,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用地受到严格控制,各地招商引资或企业升级提质往往受制于“用地”瓶颈。
中部某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本市面临“用地严重不足”的考验。许多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因用地不足或用地审批期限过长而“悬在半空”,致使项目无法落地。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一些产业领域的不确定性,也让部分企业选择提早将企业迁至东南亚国家。
一家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如果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不仅可以免去现有的美方加征关税,而且还可以借助当地人力资源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抵销企业外迁所带来的损失。
不过,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在越南等国家投资建厂的企业负责人提到最多的是,当地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对管理理念的排斥、守时信用等认知差异。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生产成本降低了,同时降低的还有生产效率。”
湘南一位做手机的企业老板向记者反映,他熟知的一位同行将工厂搬去东南亚,原材料在中国,要海运过去,损耗30%,快“拖死了”。
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跟风式”配套型企业。
湖南宜章一家电子工厂的总部在广东东莞,该厂管理人员反映,他们一直在给台湾地区一家老牌知名电子企业做供应商。当“老大”已经布局印度和东南亚时,他们一部分产能也跟着迁徙。
转移企业的“存活期”有多久
为了追逐低廉的生产成本,一些从台湾、香港等地流动而来的企业,如今流动到中西部。当中西部地区包括土地、劳动力、环保等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之后,它们能停留多久?有多少能够扎根,多少就此消失,多少继续远走他乡?
2008年,记者到湖南南部某县采访时,当地政府官员正为引进“第一个外企”而倍感振奋。他向记者谈道:要敢于对转移来的企业“让利”。2019年,记者重访这个县时,听闻这个曾占据所属地级市外贸半壁江山的企业,在数年前已经关停。
这个县的经开区内,2016年有两家税收贡献较大的鞋厂,已经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他们分别于2011、2012年从广东而来。“招工难度增大,劳动力成本增高,是他们转走的重要原因。”当地经开区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市场规律,不得不走。”
他坦言,近20年来,所在经开区招商引资经历了从“捡到篮子都是菜”的盲目阶段,到现在选商的转变。
2012年,记者在湖南南部另一县工业园区采访一家从广东而来、成为全县引进产业转移标兵的香港制衣厂。2019年,记者了解到这个企业由于受制于订单减少、工业园交通不便等因素,已经将原厂房闲置,苦守在县城分散经营。与它同期转移而来的鞋厂、制衣厂也大都搬走了。形成明显对比的,这些年当地引进的一批电子生产企业经营形势较好。
扎根湖南省宜章县多年的一家电子企业负责人,谈到未来发展时心有隐忧。产品售价会不断下降,人工成本增高,怎么办?企业的对策为两条:一是提升自动化水平,省下人力成本;二是做大市场规模,不辞退员工。
他谈到,同行一家企业从深圳宝安转移到江西,很长时间不能正常生产,做不出产品,置身于极大的风险之中。他赞同沿海企业在原地生产的同时,在内地扩建新厂;如果全部停产后新建,中间可能出现脱节。
蓝思科技转移到湖南13年，截至2019年6月,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400多件,产品由智能手机扩展到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以及智能汽车等终端领域,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成为湖南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但并非所有转移到内陆地区的沿海企业,都能够在转型中不断走向制造业的高端,找到与当地资源融合的道路。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这也暴露了沿海产业转移到内陆地区的一个新问题:转移之后能坚持多久?
“我们是转到湖南,有的同行转到云贵川。从我了解本行业的情况看,有的成功了,有的灰溜溜回家了,失败的占比不小。”凯威集团董事长王杰做过一番调查。他发现,转移到部分内陆省份的同行企业出现了一小波回流潮。这些企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时义无反顾,但重新迁回沿海省份时也毫不犹豫。
王杰说,转移到内陆地区后，厂房建设、人员招聘、物流通道、客户维护等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道新的挑战。“尤其是前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动辄就是上亿元,如果不能迅速投产,很可能就倒在了第一步。”
郴州天珑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蔡勇认为,能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产业生态,也是决定内迁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想让内迁企业落地且生根,这家企业要么是被相关配套企业包围着,要么就是成为整个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没有快速抵达加工车间的配套零部件,再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再熟练的工人,都难为无米之炊。”蔡勇说。
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需要防止传统产业在空间转换中的简单复制。湖南省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冰建议,要努力实现在发展中承接,在承接中提升。“否则,这样的转移将只是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简单跳跃,既扎不住根,也留不下什么。”
产业转移的黄金期还有多久
在内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调研,记者发现多方都期待得到一个答案: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热潮会持续多久?
答案的获得,对于他们把握这一轮机遇,做好规划与对接,具有现实意义。前三轮承接地的产业转移时间一般都在20年。那么,新兴的一轮是否也是20年?
2009年,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沿海产业转移潮流开始涌起,湘南一个紧靠广东的地级市举行的全市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先试大会上,当地一位官员作动员讲话时说,这一轮产业转移预计为5年左右,机遇稍纵即逝,一旦错过,本市将成为发展的塌陷区,必须增强紧迫感,采取最大的力度、最硬的措施来抓承接产业转移。
10年过后,涌往当地的产业转移没有退潮,而是潮逐浪高。2019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为契机,全面对接珠三角、长三角和东盟自贸区,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密切与大湾区产业、人才等协作”。
2013年,湖南省时任商务厅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未来10年甚至20年是产业转移的黄金期”。
由于产业转移呈现不同地区梯度转移的态势,记者调研发现,中西部不同的地区,对产业转移会持续多久有着不同的答案。如果说,对于湖南这样的中部省份而言,产业转移的大潮已经来临,那么对于相邻的西部省份贵州而言,潮头才刚刚抵达。
打火机产业在贵州浮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向中部再向西部梯度转移的表征之一。
2019年10月,贵阳海关发布消息,贵州省2019年出口打火机1065批次,出口货值突破1亿美元。自2015年贵阳海关承接湖南打火机产业转移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市打火机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贵州省出口龙头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就业、精准扶贫等做出了很大贡献。
据贵阳海关统计,2015~2018年,贵阳关区出口打火机由142批次增长到855批次,货值由1306万美元增长到7983万美元,分别增长502%和511%。
打火机辐射到贵州,连接湖南与贵州的沪昆高铁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是贵阳海关的分析。贵州是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贵阳成为西部的高铁十字形交叉枢纽。如何把交通改善后的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贵州省一位权威人士认为,承接产业转移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之举。“如果西部不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那么相当一部分将转移到东南亚。”
“广东企业家到贵州投资面临多重红利。”2019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广东·贵州“东西协作产业合作”对接会上,贵州省省长一口亮出五重红利:
一是战略红利,完全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布局;二是区位红利,立体快捷交通网络正全面提升贵州在西南地区的区位优势;三是市场红利,贵州有3600万常住人口,人均GDP已突破6000美元,正处于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每年还有9亿多人次的游客;四是平台红利,拥有多个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及近100个产业园区,可承接广东投资项目迅速落地;五是政策红利,贵州正享受国家多重政策支持,企业开办时间仅为3.2天。
贵州开出的五重红利,一定程度上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自信姿态的缩影。
从记者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的存留时间,将会呈现同世界范围内不一样的形势,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时间更长,转移的地域会更宽广。
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消费潜力巨大,紧靠国内市场的优势,将降低企业的成本;二是由于机器人的替代,一部分利润价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减少对人力的依赖,从而可以不必为劳动力而迁徙;三是中国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从东部到中部、到西部,会呈现产业转移“接力”的壮观景象。
1990年代，韩国LG电子株式会社与长沙曙光集团合资兴建LG曙光电子有限公司，将彩色显像管生产能力从韩国转移一部分到长沙。不到20年，这个曾经产销红火，工业产值占据长沙市工业企业“龙头地位”的公司，歇业关闭，韩国LG悄然离场。
“这里没有研发机构，我们只不过是LG的一个车间而已，他们说撤就撤。”长沙经开区一位负责人对记者曾经这样反思，来自韩国的这次产业转移如雨过地皮湿，又如一场梦幻随风而逝。最终挑起经开区工业产业大梁的，还是本土生长崛起、有核心研发技术的工程机械产业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富有产业转移嬗变象征意味的是，在这片倒闭工厂的旧址上，不久又迎来了新的主人——从沿海转移而来、做智能手机面板起家的蓝思科技，继首发地浏阳经开区之后，由于成长迅猛，扩大产能于此。
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奔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大潮,如今正在中国大陆择流奔涌。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未来图景最终如何呈现,将由时间给出答案。
